我的改革观

    改革开放已走过30个年头了!为了纪念这一伟大的年代,我作为一个亲身参与改革开放全过程并始终站在前沿阵地的理论工作者,我觉得很有必要对于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所发表的言论、观点和所作所为,作一认真的和必要的梳理,并摘其要者,公诸于社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遇到重重阻力，进展缓慢，当时我在《光明日报》上以《观念更新：改革的先行官》为题，有针对性地指出：当今时代，对一个科技落后的国家来讲，想要赶上先进国家，即便把先进国家的最先进的科技都移植过来，如果人的素质不从根本上提高，使之成为现代人，照样改变不了落后状态。因为再完美的科技和工艺，再先进的管理办法和方法，也会在一代传统人的手里变成一堆废品。传统人的主要特征是：迷恋过去，盲目服从和信赖往日的权威；害怕和恐惧革新和变革；不信任甚至敌视新思想、新观念、新潮流；安于现状，缺乏创新精神和丰富的想象力；凡事总以古人、圣人或本本是从，否则，就横加指责、漫骂和诋毁；妄自尊大，闭目塞听，等等。传统人从根本上不思进取，是时代的落伍者。传统观念是改革的最大阻力。

　　――早在1979年，即改革开放之初，我在《经济科学》、《经济研究》等重点刊物上发表了我的《计划不是规律》的文章及其观点。我在文章中明确指出：计划本身绝不是规律。科学的计划是客观见诸于主观的产物，是“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一种意识形态。相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计划”，不是真正的计划，而是“空话”、“大话”和“假话”，是祸国殃民的“尚方宝剑”。我从根本上就不同意当时广为流行的“计划第一，价格第二”、“计划调节为主，价格调节为辅”的说法和做法。此外，我在文章中还指出，计划经济是“统治经济”，是“等因奉此”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再大的官不管多么无能的人都能当；同时多么有本领的人，也不能或很难把事情干好。

　　――1984年前后，我多次在学术报告和课堂教学中，强调改革的本质特征是实现“权利的回归”。到了1991年，我在《当代中国经济问题探索》一书中概括的指出：几个世纪以来，从封建王侯到天主教堂，从罗马帝国到法西斯专政，从国内到国外，到处可以看到，像金字塔一样的权力机构在人们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长期矗立着。这种机构，使得身居高位的帝王将相可以随意地将自己的意志，通过那些服从和服务于自己的系统、阶梯、中间僚客，由顶端有秩序地流向底层，强加于平民百姓，为的是使之服从和服务于自己的统治。计划经济也是“集权经济”。仅就这点而言和过去没有本质区别。如今，改革开放说到底就是还权、还利于民的问题，在农村是“还权于农民和还利于农民”的问题；在城市是“还权于企业和还利于企业”的问题；在全国是“还权于人民和还利于人民”的问题。我很不赞成“放权”和“扩权”的提法，因为农民、企业、人民的权利本来就属于农民、企业、人民自己的，不存在以恩赐为内容的“放”和“扩”的问题，只存在“还”的问题。“物归原主”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我也不赞成政府提出的“放水养鱼”的说法，而主张对人民来讲应讲“蓄水养鱼”和“藏富于民”。

　　――改革之初，我多次在文章中指出，传统体制是一种把分散的社会资源集中到国家手中，并进行统一管理和分配，使社会的力量体现为国家的或政府的力量，因而产生政企合一，政府和社会合一，政府行为和社会行为合一等诸多弊端。这种制度安排是和市场制度安排格格不入的。因此，改革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要求来调整和实现社会权力的再分配。改革的本质特征是实现政府权力的“减肥”和“瘦身”，社会与人民权力“扩容”和“回归”，其目的在于实现“小政府”和“大社会”的真正民主的、科学的“新中国”。

　　――1986年前后，每当我谈到开放的必要性时总是不厌其烦地指出，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曾在相当时期内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这在当时，虽然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但主要的还是与我们所奉行的“左倾”路线所导致的“关门主义”有关。那时，我们不仅在国内大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把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置于脑后，而且把这种“左倾”思想扩展到处理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中去。这是因为，在那个时期内，我们在本本主义的教条主义影响下，只看到和资本主义斗争的一面，看不到或很少看到和资本主义共处与合作的一面；只看到资本主义腐化堕落的一面，看不到或很少看到资本主义还有文明先进的一面。因而形成了我们目光短浅，以及行为的片面性和简单化，对于外部世界和外部环境，习焉不察，甚至盲然，一切都想当然，自以为是，我行我素！既不愿走出去，也不愿请进来，闭关锁国，夜郎自大！这既是我们的可悲之处，也是我们在这个时期中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的根本原因所在。同时我还强调，在当代，中国的发展需要世界，世界的发展需要中国，中国的开放是时代的大潮，势不可当。